15年前给同性恋机构注册的事

这些年做同性恋公益机构有过很多艰难时刻，也有很多温暖的瞬间。

中国的很多事情，关于一个说法。

2011年，那时的广东仍是一片公民社会的沃土，空气中有一种热火朝天的感觉。对本就容易盲目乐观的公益人来说，很容易产生一种判断：嗯，春天要来了。

我算是盲目乐观者之一，而且这些年一直没怎么变。因为在公民社会领域里，悲观者其实很难生存。只有足够乐观，甚至盲目乐观，才会觉得这件事值得做——如果你内心已经悲观，其实就有了判断，就会觉得它没价值、没意义、做不成，自然也就不会去尝试，或者力度不够。做公益不比谁更聪明，而是谁有“阿甘精神”。

2011年年底，我决定推动同性恋亲友会注册。第一站去了天河区民政局，对方很坦诚地告诉我：“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主。”让我去找市民政。从天河区民政局出来，我直接打车去了省民间组织管理局。

从科长，到处长，到局长，再到厅长。

提交材料时，接待我的是一位科长。她认真看完材料，说这个议题很新，有点敏感，她做不了主。她指了指后面一张桌子，说：“后面那位是处长，你可以找她聊聊。”

我又把自己的个人故事讲了一遍。处长听完后说，她也做不了主。但那位科长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她喊我把材料留下来，又指着对面办公室的门说：“那边是局长办公室，他每周有几天会来，你记得来找他。”她还告诉我哪个时间段更好。

按照她告诉我的时间，有一天早上，我一上班就直奔局长办公室。局长看上去五十多岁，很耐心地听我讲了二十分钟。随后他问我，国内有没有同性恋组织注册的先例。我说，上海有一家做防艾工作的组织曾获注册。

接着，局长问我，能不能把我们当时的名字“同性恋亲友会”改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给我们注册。

我拒绝了。我说，如果改了名字，受助人就找不到我们了；改名字本身，就意味着同性恋仍然“不能见人”。那时候我三十出头，是个挺耿直的 BOY，心里有一种执念：一定要拿到中国第一个以“同性恋”名义注册的公益组织。我怀着一种愿景：每一个同性恋组织，都应当被允许注册。

因为我坚决不同意改名，局长看我态度坚定，说：“那这个事情，我们局里再开会讨论一下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，发现我提交的材料袋上，贴着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的批示：“待请示民政部后再定。”

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我给那位一直很热情的科长打电话，问她民政部是否有回复。她说她这边还没有收到，让我直接联系民政部。

民政部接电话的人告诉我，他们会把意见反馈给广东，不会告诉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位科长为我们的注册申请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，上报民政部。民政部给广东省民政厅的答复是：暂缓此类组织的注册。

虽然最终没有注册成功，但如今回想起整个互动过程，心里仍然觉得非常温暖。那些年，广东行政机关的办事作风，真的值得点赞，不是一推了之，而是为我们的注册问题认真讨论、反复研究。后来我听说，“同性恋亲友会要注册”这件事，前后上过三次民政厅的专题讨论会。

让我最为感激的，是那位科长。

2024年的某一天，我忽然又想起这件往事，通过朋友要到了她的微信。她已经退休了。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，讲起当年注册的经过，也提到她给予我的帮助。我说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认真地说一句：谢谢。

那些年，广州的媒体环境同样很好。我们尝试注册的事情，被多家媒体关注和报道。

当年把注册的事发到了公益时报上

有很多事没有办法用“如果”，如果我有今天的成熟度，或者象今天这样更注重结果导向，可能我们在2012年初就注册成功了，而不是等到10年之后。